授权（委托）理论其后在三个方面得到发展：其一，宪法委托理论，即将立法权视为宪法委托给立法机关的事情。
当然，并非所有的权利都是可以转让或放弃的。[6]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写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迄今已出版4卷，第1卷的书名为《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自第2卷后更名为《中国行政审判案例》。
听证作为自然法则具有补充成文法的功能。日本《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虽未明文规定，但日本学界认为，从《日本行政不服审查法》第34条、第48条的规定来看，审查厅或者异议审理厅可以根据申请或者依职权予以停止执行。[19]以此类推，不仅当法律没有规定时，可按自然公正原则适用听证程序，而且当法律规定不听证但该规定有违自然公正原则时，也可适用听证程序。前已述及，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既不同于人们的住宅等其他财产权，也不同于人们的身体等其他人格权。比如，日本《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第13条第2款规定，被请求公开的行政文件中记录有与第三人之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有关的信息的，行政机关的首长在作出公开决定之前，应将公开请求的行政文件的内容以及其他政令规定的事项以书面方式通知第三人，给予其提出意见书的机会。
这与18世纪自然公正原则在英国的情形相近。柯克甚至直接宣称：听证是上帝的正义的原则。[46]参见付俊伟:《现代欧盟私法的发展方向：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载《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6期。
他说：为了使基本权利的功能能够得以发挥，因此绝大部分基本权利应保障的生活领域与社会关系，都需要法律上的形成。[⑧]很早就有人认为罗马法和自然法是一致的。[24]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2-248页。关键词：人权 私法 公法 基本权利形成 宪法实施 私法如何保护人权？这是一个问题。
德国魏玛宪法第151条规定：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这一事实源于宪法的历史。
其一，私权神圣的宪法基础。但在基本法的各个基本权利规定里也体现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Wertordnung），被视为是宪法上的基本决定，有效地适用于各法律领域。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十款规定：不得通过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②]参见陈道英：《宪法与民法关系论争的总结与回应》，载《厦门法律评论》2007年第2期。
首席法官坦尼在斯科特诉桑福德[17]一案中专门对此作出了解释，作为一种事实，当州宪和联邦宪法不承认黑人公民权之时，作为自由民的黑人依然有权从事契约和土地买卖，结婚、生子、继承等民事行为不受影响。因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都须体现在具体的生活领域和生活关系之中，于此，法律之于基本权，就不仅仅是其敌人，可通过限制侵害基本权利，还有形成基本权利的功能，且该理论同样建立在宪法委托之上。论者极力推崇德国民法典，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德国民法典不述依据宪法，却无视基本法有关规定，以及宪法下达给法律的任务。[29]在任何国家，民法典的颁行都是立法权运行的结果，而非像孙行者一样，禀造化之神秀，浑然天成，从石头缝里蹦出。
倘若规范效力可以自设，任何人可以自立为王。民法制定来自宪法委托，民法效力来自于宪法规范授权，且不得逾越宪法界限，并负有具体化基本权利之义务。
意思自治始终为宪法所维护，民法一般原则既是民法原则，也是与宪法价值的衔接通路，还是迎接宪法阳关的天窗。在摧毁了旧民法赖以存在的私有制的同时，通过对私有财产实行没收、赎买、公私合营，新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除了人身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继承关系和收养关系之外，商品经济关系并不发达，所有权、物权、债权关系等表现单一，客观上对民法的需要并不十分迫切，因而民法典起草虽然几经沉浮，终因社会经济条件欠发达而搁浅。
私法公法化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有力冲击，这一趋势久已开始并被充分注意到。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以财产权为例，宪法保护私人财产不受非法扣押、没收、征收、征用，是抵制公权力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11]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41页。[42] 第二，它是基本权利在私法关系中的适用。[13]政治权利指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
[28]【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82页。主观公权利是指个人可以向国家提起诉讼的请求权。
如果民法依据宪法订立，民法所有规范须接受宪法审查，这是甚为恐惧并不能接受的。这种宪法委托使立法者负有做出更详尽的细节性规范的义务。
例如，男女平等原则经由婚姻和家庭权利被形成，结社自由可以通过结社法形成，二者相较，婚姻法和家庭法更多是具体化男女平等原则，而结社法则是对于结社自由的形成。从另一方面看，意味着基本权利在宪法秩序中的至上地位。
德国学界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具体化与形成等同，但不尽然，形成包含具体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前者是较高的权威，后者是较低的权威。这也是为什么罗马法体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宪法原则的原因。
从公司的外部的影响而言，庞大的资本、规模、资源占有加大了社会影响。该规定明确契约自由受到限制，第153条规定：所有权，受宪法之保障。
人权宣言与美国宪法言辞灼灼，不可不视，不可不察。民法保护私人之间对财产权的侵犯，损坏、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构成侵权与债权。
具体化与形成的差异更多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如果具体化与形成重合，形成基本权利的立法须受宪法拘束，法律须接受宪法审查。前者由宪法和选举法赋权，后者由民事法律规范。
黑塞还特别指出了支撑形成任务的理论依据是实定法，而非天赋人权。例如，男女平等原则经由婚姻和家庭权利被形成，结社自由可以通过结社法形成，二者相较，婚姻法和家庭法更多是具体化男女平等原则，而结社法则是对于结社自由的形成。[32]参见郑贤君：《基本权利具体化之辩伪》，载《北方法学》2012年第6期。2004年，宪法修改增加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这些修正案说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一过程还可提炼出如下元素： 第一，法官有义务遵守宪法。
，载【意大利】桑德罗.斯奇巴尼：《罗马法与共同法》（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46页 [39]黄启祯译：《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吕特案判决（1958）》，载中国宪政网，2015年6月8日访问。前述原理说明，宪法对于民法的要求是持续和不间断的，且这一要求主要发生在基本权利领域内，原因在于宪法和法律是人权的共同守护者。
意大利宪法第41条规定：私人经济之积极性不受限制，但私人经济积极性之发展不得与公共利益相违背，亦不得采取使安全、人格和尊严遭受损害的方式。工商业之自由，应依联邦法律之规定，予以保障。